3月1日，筹备已久的“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的英方策展人贝琳达·克里勒在国博讲坛上表示，通过器物来讲述历史是在探索一种不同于文字中心主义的表述方式。同时她也坦承，大英博物馆都是英国殖民扩展的产物，很多藏品都是通过这种行为获得的，但在本次展览中，没有展品涉及到这个问题。展览开幕之际，贝琳达·克里勒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3月1日，筹备已久的“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开幕。该展览脱胎于大英博物馆的一个广播节目《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每一集节目用十五分钟讲述大英博物馆中一件展品的故事。该系列一经播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大英博物馆因此有了将其变成一个巡回展览的想法。
“以物述史”，这是该展览背后的主张。本次展览的英方策展人贝琳达·克里勒在3月2日下午的国博讲坛上表示，通过器物来讲述历史是在探索一种不同于文字中心主义的表述方式。传统的以文字为中心来理解历史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有些文明没有文字，因此也就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的可能性。其次，在既存的文字记载中，很多情况下当强势文明与弱势文明相遇，这其中的权力关系让强势文明变成记录者而弱势文明是被记录者，这种单向的表述过程充满了误解与偏见。“因此我们需要展示一种不偏向于某种文明的历史，方法就是通过器物而非书写。每个文明都会产生属于自己的器物，我们希望把这些器物置于聚光灯下，然后像探索书写一样去探索它们。而对于那些文字记载丰富的文明，器物仍有其意义。因为文字有的时候是精英式的，而器物则更多的关于日常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说，器物有其意义，能为我们的历史提供新的角度，能让在文字中沉默的、被隐藏的部分发声。”
在提倡兼顾多种文明，让历史上曾经相互碰撞的文明都通过器物获得机会的同时，大英博物馆及其所在的英国因其曾经在历史上的强势地位也备受关注和质疑。在讲座现场，有一位观众风趣地提出疑问：“您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我能看到的是这些文物都是来自英帝国的遗产。我想知道今天的英帝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怎么看待自己的疆土逐渐从帝国变成一个民族国家，毕竟中国人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感受。”
贝琳达·克里勒坦言，目前在政治上英国正在走向自己过去的反面，很多国家主张孤立政策而非像几百年前的那种扩张。贝琳达虽然不觉得孤立是明智之举，但也很庆幸英国不再进行殖民。“无论接受与否，大英博物馆都是英国殖民扩展的产物，大英博物馆中的很多藏品都是通过这种行为获得的。现在不仅是大英博物馆，世界上很多其他博物馆也有关于部分藏品来源的忧虑。这是我们需要谨慎对待和思考的一件事情。我们也会收到很多遣回本国的请求。但在本次展览中，没有展品涉及到这个问题。这是英国历史的一部分，在展览中我们尝试在人类历史中文化相遇时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后果取得平衡。这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可能不认同，但它确实是存在的。” 贝琳达·克里勒说。
贝琳达·克里勒
【对话】贝琳达·克里勒：我们把这个展览称作“一种世界史”，而非“世界史”
记者：尽管在这个展览中暗含着一条粗略的时间线索，但是每个单元的主题并不一定只属于这个时段，比如“仪式和信仰”几乎是贯穿人类文明始终的，而“相遇与联结”也并非大航海时代特有的。所以我很好奇你们如何在不同的主题和各个历史阶段中取得平衡？
贝琳达·克里勒：这个展览讲述了两百万年的历史，所以当我们把这些展品整合到一个展览中时，我们需要考虑什么样的组织方式能让观者易于理解。按照时间顺序布展是十分可行的，但同时我们也选择了一些特定的主题。这些主题是在一个时间段内比较突出、比较显著的主题。当然你是对的，“仪式和信仰”不仅限于那个特定的时间段，但我们把这个主题纳入这段时间是因为在这段时间内，世界历史进程处于激烈的变动当中。在这个时间段的最开始，基督教兴起了，而在这段时间的尾声，伊斯兰教兴起。而在这期间，佛教和印度教在工艺品的输出上有显著的变化。世界范围内的一神教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从宗教角度来看，这个时期是非常重要的变动时期。这就是我们选择在这个特定时间段内考察这个特定主题的原因。
“大洪水”泥板
记者：第三部分的标题“权力与哲学”十分有趣，能否展开解释一下为何将这两个词并置？这里的哲学更多的是指向政治哲学，关于统治术的哲学吗？
贝琳达·克里勒：这部分的展品可以被分成两个部分，有一些展品聚焦当时世界上比较著名的政治领袖，比如亚历山大大帝和奥古斯都。这些展品都是在探讨庞大帝国的君主使用何种方法保持他们的权威，维系他们对于国家的控制。而另一部分展品则是在探索关于这种统治的哲学和社会层面的评价，“索福克勒斯像”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对于权力的腐蚀作用以及当一个君主拥有过大的权力时可能带来的危险性持批判性的态度。所以我们把索福克勒斯的头像和奥古都斯的并置。奥古都斯是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而索福克勒斯则通过写作探讨君主专制的风险。这就是我们把这二者，同时也是权力与哲学并置的用意。
亚述士兵浮雕石板
记者：我尤其感兴趣的是最后一部分，为何选择工业革命为起点？那么关于信息技术的革命呢？在接下来的巡展中是否考虑开辟一个新的单元？
贝琳达·克里勒：最后一个单元探讨的是最近两百年，它确实是以工业革命为起点的，因为工业革命改变了生产和制造器物的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观念。所以在这一单元，我们用美国大选的徽章和塑料制品来探讨大批量生产。我认为这是这个历史阶段的一个显著变化。当然，历史并没有在展览结束的地方结束。这也是我们设置了第101件展品的部分原因，即希望让这个展览常展常新。
太阳能灯具与充电器
记者：如果说整个展览有什么十分明确的线索的话，我会觉得是货币。几乎在每一个部分都会有和货币或交换行 为相关的一些展品，包括最后一部分展出的信用卡。这是刻意为之吗？
贝琳达·克里勒：对。大英博物馆有一个专门的货币部门，这是我们馆藏中很杰出的一部分。从最开始的单元我们就能看到，贸易是人类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后从货物或金银交易到历史上第一个有印章的官方货币的发行，从个人所属的货币到一个国家的国王所属的货币，以这个点为跳板，货币，尤其是印制的货币，开始有不同的使用功能。雷西马克把亚历山大大帝的头像而非自己的头像印在钱币上，以此作为和一位伟大政治领袖相互联结的方式。在这里货币是一种宣传鼓动的工具。而说到宗教，我们则有阿卜勒杜·马利克金币，这种金币抹除了所有的肖像图案，所以没有面孔，也没有形象，只有《可兰经》中的话语，这是关于中世纪穆斯林世界力图区别于基督教拜占庭世界的一种明确姿态。之后人们发现了携带实体货币的难处，因此有了纸币。到现在干脆进入了无货币时代，我们携带的是信用卡。这是一个展览中十分有趣的过程，我希望对货币格外感兴趣的观众能够留意。
记者：在选择展品时，是否会在功能性的考量和审美性的考量之间达成平衡？有些人会觉得最后一部分的展品不如前面的好看，当然也可能是我们离得太近所以把他们视作理所当然了。你们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
贝琳达·克里勒：我想你也许是对的。对于最后一个部分的展品，我们会有种熟悉感。就我个人而言，十分古老的展品给我很深的震撼。想想它们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比如第一部分的玉琮，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它到底是怎么被雕刻出来的？那是一件非同凡响的展品。而当我们看最后一部分时，新的技术让生产变得容易，那种奇观感，那种深植于物件内部的技艺似乎就消退了。但是最后一部分也不乏一些好看的展品，比如阿富汗战争挂毯。那是一件手织的带有强烈政治信号的工艺品，令人震撼。
记者：我也注意到最后一个单元选取的展品很多和政治、社会运动有关，比如美国大选勋章、俄国革命瓷盘、阿富汗战争挂毯等，这样的选择出于何种考量？
贝琳达·克里勒：是的，在最后一部分，有很多和社会运动和战争相关的展品。社会运动和战争是过去两百年中世界历史的一个特征，比如两次世界大战，这是全球历史的一副丑陋面孔。同时也有内战，世界上不同地区的部落之间的战争。这些都动摇了对于文化的传统理解，并且也创造了很多民权运动和与之相关的展品，比如俄国革命瓷盘和美国大选勋章。美国大选勋章其实十分有趣。我们选的勋章是1980年代的里根竞选勋章，上面有“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同时也有一枚勋章上面是年轻时候的希拉里·克林顿。当时选展品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预料到它会和美国现在的情况形成呼应。
元青花瓷盘
记者：我很好奇对于这样一个十分有野心的、面对复杂世界历史图景的展览，在呈现其光明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的时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紧张关系？比如，里面有一些物品涉及到殖民、侵略和奴隶制度。在策展时是否会有一个预期的比例？
贝琳达·克里勒：这个展览的主要目的是展示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文明所经历的那种普遍的人性。 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愿意回避人类所经历的问题，尤其是当不同的文化相互冲撞的时候。所以在“相遇和联结”这一单元，我们既考察了文化相遇时积极的结果，也探讨了负面的后果。涉及欧洲、非洲和美洲的跨大西洋奴隶交易正是一种负面的后果。我们有涉及到奴隶交易的“马尼拉”钱币，也有贝宁饰板。当然贝宁饰板并非一定就和奴隶交易有关，因为当时在非洲和欧洲之间也有很多其他贸易。但我们同时也尝试探讨更加积极的关系，比如索维面具，它展示了从文化交流中生发出来的不同的好奇心。这个面具当时被带回了英国，当做展示非洲文化的一种猎奇物件，但是面具顶上的帽子是非洲人从欧洲人的穿衣风格中学来的，它反过来展示了欧洲文化，满足了非洲人对于欧洲的好奇心。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换和凝视，十分有趣。
大英博物馆策展人：展示历史而不偏向某种文明贝宁饰板
记者：有人认为归根结底，这个展览还是在用西方化的视角看待世界历史。尽管它正在进行世界巡展，但是当地博物馆的能动性却十分有限。这就好像大英博物馆发出一个邀请，想要获得入场券的人必须遵循你们制定的游戏规则，这和如今的全球化趋势类似。你对这种评论作何评价？
贝琳达·克里勒： 实话实话，我不觉得这样的评价就毫无道理。西方视角这一点当然是很重要的考量，因为大英博物馆确实是一个西方的机构，也同样深深根植于西方启蒙的历史。所以如果这个展览是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利用自己的馆藏来策划，那么肯定会十分不同。但这正是我们邀请大家共同来参与讨论的部分。我们把这个展览称作“一种世界史”（a history）而非“世界史”（the history）正是因为这些不同视角的存在。展品本身可以做不同的解读，不同的展品可以讲述同一段历史的不同侧面，东方和西方的视角会涉及到做一个讲述世界历史展览的不同挑战。因此我们很乐意看到人们的思考，如果他们要做一个关于世界历史的展览，会是什么样的？和我们的这个展览有什么不同之处？说实话我很期待听到与此相关的讨论，这些讨论会给我们一些关于这个展览和关于世界历史的反馈。当这个广播系列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预料到这个展览会取得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因此在展品的选择上很多是面对英国观众的。因此在做世界巡展时，我们需要注意这个问题，让它变得不那么英国，我不确定我们是否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