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夏天之前，Varjo这家公司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不为人知（varjo在芬兰语中的意思是“阴影”）。它的办公室藏匿在赫尔辛基设计区的一栋五室公寓内。访客必须按住空白铭牌旁边的蜂鸣器才能进入，然后还要爬上几层楼梯。
这其实是一个临时的总部：一个房间专门用于开发光学技术，一个暗室用于测试VR头显，其他房间分别都放置着昂贵的设备和一些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家具，29名繁忙工作的员工可以选择任意一个位置办公。
办公室里的混乱，一方面是因为Varjo的总部即将搬到紧邻赫尔辛基中央火车站的更大的场地。但另一方面，这种混乱也是因为这家创业公司正急于在更强的竞争对手推出更好的产品之前抢占市场，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多么渴望取得成功。
墙上的一张海报上写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据说是一位美国宇航局官员说的这个标语，当时肯尼迪总统为了在苏联之前完成登月计划，开启了太空竞赛。
而Varjo目前的工作难度堪比发射登月火箭。它正试图将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扩展到新的领域，在图像质量上产生量子级的飞跃，远超过Facebook的Oculus 头显、谷歌的手机Cardboard设备以及三星Gear VR等行业巨头的头显所能提供的质量。
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Uhro Konttori和设计总监Roope Rainisto都是40多岁，他们将一群行业精英聚集在一起，组建了一个卓越的技术团队，他们大多曾在诺基亚和微软共事过，又或是在英特尔、英伟达和Rovio有过多年工作经验。所以这个团队有着很强的技术实力，而且还能从这些行业巨头曾经犯下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Konttori温和而又坚定地说道：“我们熟知如何开发可以在全世界都能取得成功的硬件和操作系统，毫无疑问我们将再一次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
今年9月底，Varjo宣布完成了一笔820万美元（约合5456万元人民币）的A轮融资。如果Varjo可以在其资金用尽之前将产品推向市场，这个成功是毫无疑问的。它也要在数以百计的资金雄厚的公司不断改进产品的同时，保持自己在图像质量上的领先地位。
像人工智能一样，虚拟现实长期以来被寄予了过高的期望，然而其产出却让人大失所望。还有人记得20多年前的世嘉VR设备和任天堂的Virtual Boy吗？那可是虚拟现实在游戏领域最初的探索。
几年后，在林登实验室开发的《Second Life》的3D世界中，虚拟现实短暂地进入了主流视野，然后直到Palmer Luckey于2010年推出了Oculus Rift，它才又被人们关注。三年前Facebook以 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98亿元）收购了Oculus Rift。此后，产品的技术一直在不断发展，而市场的接受度却不见显著提升。
直到今天，VR也只是一个每年产值有7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75亿元）的行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设备穿戴麻烦，提供的视觉体验也不够好，体验者容易感到恶心。
01、超越市面产品分辨率70倍的VR头显
Varjo头盔的原型机仍然有轻微不便。但是，使用这一设备的过程中并不会感到恶心想吐。由于使用了两块而非一块显示屏，它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体验，通过模仿人眼的工作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头显的视觉分辨率。
当人们看物体时，其实看到的是一个边缘模糊的卡片大小的矩形。一般VR公司都忽略了这个原理，而是通过在单个显示器上进行小幅改进来改进视场角。因此，目前市场上最好的头显——Oculus Rift（400美元，约合人民币2643元）和HTC Vive（600美元，约合人民币3965元）仅有120万像素的分辨率，这并不足以清晰呈现小物体或细节。
相比之下，Varjo头显号称可以以7000万像素呈现更清晰的图像。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它也是利用了现有的技术，不过有所变动。它使用光学合成器结合了两个显示屏——一个来自Oculus Rift，分辨率相对较低；另一种是来自索尼的小巧但是分辨率高的HD显示器，它被安装在头盔的顶部并通过镜面投射到第一个显示器上。此外，这款“20/20”头显（这个名称十分贴切）利用了所谓的透视技术，支持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把虚拟图像叠加在自带摄像机拍摄的真实世界中。
眼见为实，Varjo做了一个展示。不过笔者第一次戴上这个头盔时，还是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尝试多次也无法开机。“该死的Windows！只能重启了，肯定可以的，”Konttori尴尬地说道。
然后，我就置身在一架飞机的驾驶舱里了，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真实”，我能清晰地看到所有显示屏、开关和按钮，甚至是控制面板上最小的数字，这种改进对飞行模拟游戏是非常重要的。翱翔于云层，用户可以得到双显示器带来的极致体验：面前的一切都如此清晰，而没有位于焦点的两侧的分辨率则较低。你会真的觉得像在驾驶飞机。
在接下来的“体验”中，我又置身于某人的客厅里。这个场景也非常令人激动，我能够看到挂在衣架上的衣服，沙发上有一对抱枕，桌子上的书的标题是那么清楚，就好像它就放在我面前一样。这种感受就像是一个近视的人戴上了眼镜：它用这些细节让人惊叹。
02、他们打造了HoloLens的前身
从小时候开始玩Shadowrun开始——那是一款1980年代后期的科幻角色扮演桌游——Konttori一直在关注“交替”现实。在看过《黑客帝国》后，Konttori决定在赫尔辛基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主修算法。另一位联合创始Roope Rainisto则在赫尔辛基理工大学主修信息网络。
二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小型软件公司Absolutions，Konttori和Rainisto随后在诺基亚成了朋友。在诺基亚，他们负责开发N900的用户交互界面，这是一款高端开源智能手机，并在2009年底广受好评。
Varjo的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克劳斯·梅拉卡里（Klaus Melakari）也在那个项目中担任项目主管，负责开发各种手机程序的技术架构。最终，在诺基亚担任多个项目经理和主管的Niko Eiden（Varjo的董事会成员，现任Almotive的首席运营官，负责开发自动驾驶汽车软件）的加入，形成了这个四人的团队。后来，他也曾为低端手机开发相机技术。
在诺基亚的工作经历给了他们很多重要的经验教训。“我学会了如何主持软件开发项目，那时我的团队有大约100名工程师，以及如何让团队以目标为导向，”Konttori沉思道，“否则很容易就会走到不同方向上去”。
他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在诺基亚，我体会到你可以迫使员工进行创新，”他说。“我们当时有‘研讨会’，目的是开发出80项专利，其中可能只有四个是有用的。”同时，Konttori也学会了如何开发硬件驱动的产品。
2011年，Linux宣布不再支持Meego操作系统，诺基亚啧决定停止所有Maemo项目，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这发生在N9智能手机开发的中期。接下来又发生了一系列巨变，很快拖垮了诺基亚。
在Konttori记忆中，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戏剧性的经历。他回忆说：“人们都悲伤地哭泣着。但是我忙于完成N9的开发，甚至没有时间去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从那之后，一切都开始崩溃了。”
2013年，微软以高达7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22亿元）的价格收购了诺基亚苦苦挣扎的设备和服务部门之后，四人的项目一度有了新的希望。Niko Eiden领导了Forward Lab项目，致力于开发面向未来的技术，专注于手机和相机的开发，以及虚拟现实；最终着力点落在了开发VR头显上，这一产品后来也演变成了HoloLens。
Konttori和Melakari也是该项目的成员，分别担任产品经理和设计师，Rainisto则成了微软的首席设计师。 “我在那里学会了如何构建对用户友好的、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的操作系统，”Rainisto说。
局面并未从此好转。不到两年后，微软放弃了这一来自芬兰的手机产业，大幅降低这笔收购的账面价值（并在数月后以3.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3亿元）将其出售）。到2016年春天，Konttori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移居美国，要么就要面临失业。他们选择了接受巨额遣散费。
03、“专利被批准时，我在办公室里发疯似得尖叫了起来”
在开始那一个 “美妙的夏天”之前，Konttori和他的伙伴们曾为芬兰创业公司做了一段时间的咨询工作，帮助他们将产品卖给大公司。总部位于赫尔辛基的软件公司Umbra曾是他们的一个客户，非常欣赏他们的工作，所以把他们介绍给了Lifeline Ventures，这是一家由Timo Ahopelto领导的风险投资公司，他曾经建立并在多家技术和医疗公司担任董事会。
“我们一直在有计划地投资于AR / VR，”Ahopelto说。他认为，芬兰可以在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发展中引领世界，正如它在游戏产业中所占据的优势一样。“我们的理念是投资于不同领域世界顶级人才。”他非常欣赏这四个人。“他们在一个车库里连续工作了一周制作出第一个原型机，”Ahopelto回忆道，“我希望他们是新的Supercell（芬兰创业公司，开发了《皇室战争》《部落冲突》，在游戏领域颇具名气，被腾讯以86亿美元收购）。”
除了微软投资了9.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2万元）之外，Lifeline给这个创业公司投资了7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63万元），助其成为Varjo。Varjo还从芬兰亿万富翁Chaim“Poju”Zabludowicz拥有的投资公司Tamares Group那里收到了11.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7万元）的投资。
大把资金在手，团队重组，Konttori有了一个模糊的想法，开发可以与现有的VR头显相结合的透视技术。他和团队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人眼如何工作，然后在白板上随笔记下他们的想法。
在秋天，他们终于有了灵感，不久之后，他们制作了一个工作模型，并在去年11月的赫尔辛基的科技公司和投资者的年度盛会Slush上，向一些人做了展示。“每个人都说，‘你们的东西很特别。大胆去尝试吧！’”Konttori回忆道。
他们尽可能快地找到了一家公司Moosedog，来保护他们在美国的专利权，并花费了一千欧元以快速跟踪这一服务。几个月后，他们获得了与透视技术相关的几项专利，这个过程非常快，因为通常都需要一到两年时间。 Konttori说：“很难相信我们是第一次将现有技术用不同的方法结合在一起的人。专利被批准时，我在办公室里发疯似得尖叫了起来。”
04、如何面对大公司的挑战？
一切并没有那么顺利。从六月中旬的“阴影”走出后，Varjo也面对着一些巨大的挑战。在诺基亚和微软，Konttori的团队可能已经了解如何开发软件和硬件。他们可能掌握了团队建设的能力和如何强制进行创新。但是，他们从来不曾面对过创业的挑战：比如，与供应商进行谈判，发掘尚未成熟的市场，面对激烈的竞争和利用有限的资源等。
Varjo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将其头显推销给数十家企业用户——工业设计公司、航空公司、房地产公司和医院，并得到他们的反馈。Varjo的营销主管Jussi Mäkinen也曾在Rovio和Almotive任职，他说：“我进入诺基亚的时候，营销部门完全不接触产品。如果我们将技术开发、设计和营销结合起来，相信Varjo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Konttori准备从美国开始，向工业市场发展。他的目标市场有：工业设计公司，建筑师，教育机构（比如培养飞行员）和娱乐业。他并没有为20/20正式定价，但他认为应当是“几千美元，但不超过1万美元。”（每台设备内的微型显示器就要花费数百美元）而要推出消费者版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到那时为止，会有数百名VR竞争对手在分辨率和应用广度上赶超Varjo。在中国，已有200多家创业公司正在开发这项技术。如果Facebook、Google、微软和三星加入竞争，那苹果和亚马逊还会甘于人后吗？
Konttori则带着一股企业家的气魄说道：“我们的竞争对手并没有认真对待产品质量，而只想要尽快将头显推向大众市场。”
为了推动其头显的开发进程，Varjo在9月下旬发起了82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20万元）的A轮融资，这个数额略低于预期。位于斯德哥尔摩的EQT Ventures牵头了这一轮的融资，种子阶段的投资者LifelineVentures、Venture Reality Fund、PresenceCapital等其它公司也都有参与。到2017年底，还将募集额外的资金用于扩大营销计划，并将团队扩大到40人。
可以说，自Supercell出现以后，Varjo成为了芬兰另一家最激动人心的一家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