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产业转型与城乡发展的双重破解
“特色小镇”的灵感来自瑞士达沃斯、法国普罗旺斯等国外知名的小城镇。它们往往拥有着独特文化、典型产业和魅力环境，具有差异化定位的头衔和标签。作为国家战略而言，它是继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之后对于城乡发展的重大布局，旨在破解产业转型升级与城乡协同发展的系统性难题。
这一概念在国内最初于2015年由浙江省具体定义和实践，指“具有明确产业定位与文化内涵，生产、生活、旅游、居住等功能叠加融合，呈现产业特色化、功能集成化、环境生态化、机制灵活化，具有明确空间边界的功能载体平台”。2016年，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文《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引领带动全国小城镇建设，“以新理念、新机制、新载体推进产业集聚、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让特色小镇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重大课题，并提出在2020年前将培育1000个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
我们先从城镇化发展路径的角度来分析。首先是非农化，工业集聚的人口促进城市的发展；然后是产业升级，第三产业替代了工业在城市中的地位；同时，面对飞涨地价与环保压力的实体经济逃离城市，寻求成本洼地，客观上促进了产业聚集。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原主任李铁曾说，“全世界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在近几十年也不都一定是在特大城市中出现的，比如微软是在小镇，硅谷也不在城市中心区，这些小镇在创业的时候成本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甚至是决定因素。所以创业选择成本洼地，是特色小镇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传统的产业园区，以域内特色资源为基础，以骨干企业为主导，围绕资源、产业、产品优势以及重大项目建设而集聚形成，产业分工明确，协作配套紧密，集群竞争优势明显，功能优化布局。同时也面临着规划建设滞后和招商机制不活等问题。在这一形势下，创建特色小镇，称得上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有效尝试，有利于破解经济结构转化和动能转换。中规院李迅副院长认为，培育特色小镇还应坚持推动小城镇发展与疏解大城市中心城区功能相结合、与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与服务“三农”相结合。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继续推进的今天，作为“产、城、人、文”四位一体的特色小镇将为城乡协同发展创造新的增长极。
从产业转型角度分析
在介绍浙江特色小镇建设经验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浙江产业发展的历史。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确立了发展轻型工业优势的战略，随后将工业发展立足于省内省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循环，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加工型产业结构。至新世纪之初，以“小商品、小企业、大协作”、“传统产业、专业市场、块状经济”的群落效应的浙江模式浙江享誉全球，其10个行业的产值占全国份额在10%以上。
几乎每一个市县，甚至乡镇都有诸如诸暨袜业、东阳木雕、宁海模具、嵊州领带这样的特色产业，浙江全省范围内形成了具有地域性差异化的产业格局。但是，浙江模式也有着深层次的产业结构性问题。由于产业层次低、竞争力弱，且主要位于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很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
曾经粗放的发展方式遭遇了新难题。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浙江正在优化产业布局，加快推进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其主要策略包括：把握培育优势产业的重点和方向；调整产业空间布局；重视优势产业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促使优势产业转向集约发展。而特色小镇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基于地少人多的现状与后工业时代的特点，下一阶段的城镇化建设需要集聚性的高密度开发模式。相对独立于市区，特色小镇在一个低成本的状态下围绕着某个明确的产业定位进行发展，但有别于传统的工业园区。之前以各类园区为主导的高度聚集区，出现了空间上“产城分离”的状况，造成了较大的城乡差距。而通过地域文脉与旅游资源的梳理和重构的特色小镇，产业可以服务旅游，旅游可以反哺产业，产业和旅游同时带动民宿、文创等周边产业的发展，特色小镇将实现以“文化+产业+旅游+生活”四位一体的协调发展。这是中国小城镇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具有创意性的过程。
更为关键的是，近三十年来的城市建设造成了中国生产要素单向、不可逆地向主要城市集聚流动的严重失衡的现象。换言之，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超级城市和以成都杭州南京武汉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与综合实力薄弱的中小城市之间的资源鸿沟越来越大。马太效应式的城市病正在显现。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国平表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必须也只能选择以城市群为主导。而破解小城市“空壳化”的困局，最核心的方式还是产业支撑。特色小镇的发展逻辑，正是依托于大都会区或城市群的集聚和辐射效应，通过周边地区形成各自“特而强”的产业，变“输血”为“造血”，促进人口和资源的逆向流动，实现大小城市间、城乡间、地域间的协同发展和城乡规划功能上的有机布局。
从运营模式角度分析2016年12月12日，国家发改委等发布《关于实施“千企千镇工程”推进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加强政企银合作，拓宽城镇建设投融资渠道”。随后，绿城、碧桂园、华夏幸福等纷纷试水。
而事实上，特色小镇与传统地产开发有着很大差异，相较于后者的单一品类，前者包括大量配套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土地开发+物业管理+产业经营”的联动开发和运营模式，参与者和资金来源相对多元。
模式基本有三种：
第一种，产业经营模式。由开发者完全承担项目，建立产业联盟，经营小镇所有项目，并进行产业和股权投资等。
第二种，物业管理模式。建立区域发展基金，将项目股权化，把不同子项目打包给战略投资者、运营商，联合开发运营。
第三种，土地开发模式。也就是具有公共性的建设项目的PPP模式。
按照私有化程度高低，PPP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五类：
1.BT(build--transfer)“建设-转让”模式：建成后由政府回购，付出成本和投资回报。如江西梅岭镇。江西建工以全额垫资方式实施示范镇工程建设。作为回报，梅岭镇对476亩土地进行估价后，将与工程建设等价值面积的土地抵押给省建工集团。建设并竣工验收、移交后，梅岭镇交付工程建设资金，否则江西建工直接获得所抵押土地的所有权。
2.BTO(build-transfer-operate)“建设-转让-经营”模式：建成后由政府收回所有权，但给予企业一定期限的使用权，用于收回成本和收益。
3.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转让”模式：建成后由政府收回所有权，在许可期内可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如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湿地冰泉小镇建设项目。
4.BOOT(build-own-operate-transfer)“建设-拥有-经营-转让”模式：比BOT的运营收益时限更长，可以延伸到建成后。
5.BOO(build-own-operate)“建设-拥有-经营”模式：建成后完全私有，政府只能购买项目服务。如信阳灵山小镇。但在特色小镇建设中使用较少。不过，由于BOO更关注项目长期收益，所以更适合以企业为核心的特色小镇建设。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李开孟认为，PPP强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双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由于特色小镇建设强调产业、文化、环境等各种要素的整合，而政府往往缺乏这样的运作能力。因此，才需要引入社会资本和专业的投资建设运营商，既避免了政府增加债务负担和融资受限的问题，更依靠专业化的团队实现了资源整合与当地发展。
在“公私合作”的格局中，政府应多掌控全局，企业应多关注运营维护。正如国家发改委城镇化规划处处长相伟所说，在资金上可采用PPP合作模式，在建设上采用“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最大限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企业家创造力和热情，逐步形成多方参与、良性互动的现代城镇治理模式。
从地域文脉角度分析
人类学家克拉柯亨把“文脉”界定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的式样系统”。 由于自然条件、经济技术、社会习俗的不同，人类社会中总会有一些特有的符号和排列方式，形成一个地区所特有的地域文化和建筑式样。换言之，建筑形式、城市格局等元素揭示了城市与地域的本质以及该地区人们的精神需求与审美情趣。因而，建筑风貌的尊重和理解，是一个地区建设中对文脉和地域性特色保护的核心问题。
特色小镇的理念，与住建部“城市双修”（生态修复、城市修补）等中央新提法，都是对极速城镇化带来的“千城一面”式城市病的反省与诊治，对于历史文脉传承和地域性特色文化保护也具有战略价值。
在特色小镇的建设中，至关重要的是定位问题。同样是水乡，乌镇与同里有什么区别？
同样是古村落，宏村和龙川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首先需要挖掘文化元素和打造文化符号，就像旅游宣传文案式的，如黟县“世外桃源，画里水乡”、舟山“海天佛国，渔都港城”这样的文化名片。当人们谈到黟县宏村，自然就浮现出被岁月涂染上油画般印迹的古旧老屋的形象；当人们想到礼拜观音，自然就联想到四大菩萨道场的渔港舟山。如果可以达到这样的清晰准确的大众认知程度，那么这个定位就是成功的。而前提就是，做出差异化。
差异化的发展，要求主政者和设计者深入地解读当地文脉。例如对于皖南古村落的开发建设，决不可东施效颦，草率续建，或是生硬地植入旅游开发式的建筑设施。首先要做的是学习古人的智慧。
徽派民居是中国古代建筑群的重要范本。
比如，其依山傍水的村落格局，不只透射出风水的精神信仰，更是满足农耕和日用的功能需求。再如，“四水归堂”式的天井院落，不仅限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文化解读，结合户前水道、院内沟槽等等学习到古人组织排水、消防蓄水以及净污分流的生态理念。
另外，总的来看，村落往往经纬纵横，显然是经过系统性的规划，而规划者往往是当地的士绅。村中的祠堂、牌坊、水池，往往是乡土社会的公共文化中心。那么，士绅文化与宗族体制所组成的传统社会机制是怎样运作的？这些不同的实体空间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这些问题，都应当成为设计的出发点和差异化的着眼点。只有深入理解文化层面的意涵，才能打造出真实的地域性场所和文化活动，而不是那些外观不土不洋、内容不古不新的“假古董”、“假文化”。再加上过去百年里多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严重文化断层，实际上这项工作还是任重道远的。
此外，应保持原真性，切忌移植。比如通过建筑限高来保证天际线，通过协调立面来统一风貌，都是比较好的举措。一定要在尊重地域文化的基础之上，营造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在设计过程中，应保留原住民，保持原有生态。这样文化才有继续生长的土壤。否则，在商业驱动之下，由于外来资本的不断注入，原住民将渐渐被外来的经营者所取代，那么小镇将渐失地域人文内涵，沦为有投资客打造的盈利机器和文化上的“孤儿”。
方兴未艾还是未老先衰？
国家第一、二批公布的特色小镇合计403个，而目前各省规划的特色小镇数量已然破千。马云正式进军房地产天猫小镇落地北京；华夏幸福布局特色小镇冲击2000亿；华侨城5000亿造100座特色小镇 ；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如何用5000万撬动50亿资金；古北水镇，3年收入7个亿；北京市百亿重金打造42个特色小镇；河北将投资2000亿建设100个特色小镇；浙江未来3年将投入5000亿培育百个特色小镇……
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再给另一组数据，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报告，全国县以上规划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其规划容纳人口规模达到34亿，相当于全球目前总人口的近一半，这个目标让官方都感到问题重重。新华社撰文对此研究结果作了详细分析，指出这种规划脱离实际，提出了“谁来住?”的问题。
我们不禁猜想，特色小镇的建设会不会成为下一场行政命令下的造城运动？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由于功利短视的政绩观、地方债压力等等因素，产业园、大学城和新城区建设中出现过很多劳民伤财的错误失败的造城运动。而政府又希望特色小镇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增长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钥匙，既能有利于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也可以成为实现产业扶贫的有效路径以及创新创业的重要载体。那么，在特色小镇建设中，恐怕就要换个思路。
首先，政府不能大包大揽地盲目追求短期政绩。传统产业园区的模式，以地方国企和政府投资平台为主体，潜藏着巨额债务风险。一些领导贪大求多图快，追求短期利益和表面形象变化，甚至逐级分配任务，完成某些指标。如果忽视特色小镇应有的培育周期、投资规模、完成数量，而设置过高要求，难免揠苗助长，造成巨大的浪费和烂尾。不可让特色小镇成为拿地骗钱的招牌和盲目跟风的竞赛。例如，据研究特色小镇面积一般3-5平方公里（4500-7500亩），核心建设用地1平方公里（1500亩）。那么，规划和建筑的体量就应当适宜这个“镇”的尺度。
其次，因地制宜培育特色。特色小镇的核心是特色产业。有了产业发展，才有就业与服务的支撑。比如，有了旅游产业，才有了对地域文化资源的梳理和发掘。否则，没有经济支撑，充其量只是地产商和投资客为“房地产小镇”画的大饼，等到泡沫消退后就真的子虚乌有了。对于因创业成本低，在城市周边集聚人口和产业形成的小镇，政府应积极使出有利的创新创业扶持政策，鼓励产业发展。对于人为塑造的游憩、运动特色小镇，应有所区分，适应当地发展水平和定位。对于由历史文化形成的小镇，切勿焚琴煮鹤，一定要尊重文脉。
事实上，我们所提的“城镇化”，有别于西方的“城市化”，是基于国情所做的调整。由于二元社会结构导致的城乡差距，不仅为大城市带来了诸多城市病，更由于对中国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注缺失，出现了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众多严重的农村衰落式的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特色小镇一定要改变传统城镇化运动的想法和做法。国务院关于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意见上更是明确要求，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建制镇为支点，搭建多层次、跨领域、广覆盖的服务平台。
未来的特色小镇，应当以以下三种模式为主：
一是资源整合型。依托资源禀赋优势和历史文化传承，立足传承与创新，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和生产关系的优化布局。
二是产业集聚型。依托高端要素集聚和产业转型升级，以最优的政策，培育最具竞争力的核心产业，围绕单个产业打造完整的产业-城市-科技生态圈。
三是“互联网+”型。依托互联网的溢出效应，以高新技术和高端人才为引领，推动技术、项目、资金等各类创新要素快速汇聚，培育以互联网产业为特色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以科技金融为重点的现代科技服务业，探索“O2O”众创空间。
曾经穷僻的小城镇如今站上新的战略风口。产业的转移、旅游的助推、历史文化元素的激活、城市人回归自然的心理和农村人现代化的心理，这些都为它们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色小镇或将成为打破二元对立式经济鸿沟的有效途径。当然，是方兴未艾还是未老先衰，不仅要看顶层设计的理念初衷，更要看各级政府的解读与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