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女儿”樊锦诗：别样人生[莫高]情
今年是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
1944年，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经过70年的艰苦奋斗、薪火相传，已发展成为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遗址博物馆、国家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今天的樊锦诗先生，在敦煌研究院70年事业发展的背后，凝聚的是几代莫高窟人的心血—他们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这是属于莫高窟人独有的精神特质，这就是“莫高精神”。
76岁的樊锦诗，已经在敦煌呆了51年，和她的前辈还有很多同事一样，从满头青丝呆到了一头白发。就像今天的敦煌研究院是中国石窟保护研究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就是莫高窟人的一个缩影。
“那时自己比较孤立”
樊锦诗右手端着喝水杯，半个身子陷在宽大的沙发里，愈加显得瘦小。
2014年2月25日，敦煌研究院有个全院大会，作为院长的樊锦诗前一天才刚刚从日本飞到北京，随后又从北京飞到兰州，再飞回敦煌，长时间的飞行加上没完全倒顺的时差，让她看上去面有倦意，为莫高窟奔波忙碌，这已是樊锦诗工作的全部意义所在。
年没过完，樊锦诗就出去了，先到美国，之后去日本。按她的话说去美国是“募捐”，耗费10年时间的游客中心计划今年5月试运行，但就在距离试运行不到3个月的时候“缺口”还不小，这让她坐不住了，她得琢磨琢磨了。熟悉樊锦诗的都知道，她是个爱琢磨的人，整天琢磨的条条桩桩都是如何让莫高窟真实、完整、可持续地存在下去。“莫高窟这么一个世界遗产，到底应该怎么做？怎么做算把它保护好了？”
“数字敦煌”的构想就是这么琢磨出来的。
关于“数字敦煌”，有一个特别的日子—2014年8月1日，就在这一天，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了。这意味着樊锦诗这一代莫高窟人的一个愿望终于完成了：莫高窟安全了。
这一愿望得以实现，除了时间，还有更多的东西。
敦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不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可随着游客的逐年增多，狭小洞窟和脆弱的壁画开始不堪重负。
早在20世纪80年代，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已经从50年代的看守式保护和抢救式保护阶段进入了科学保护的新时期。到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如何破解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实现敦煌遗产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为其日夜思考的问题。
来莫高窟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游客接待量年年创新高，到了旅游旺季，因游客超载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湿气等对洞窟壁画造成的损害难以估量。“不让看不行，看坏了也不行。”樊锦诗陷入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之中。
“2003年，正好当时院里在抓数字化，其实是数字档案，莫高窟在老化，把它做成数字档案，这给了我一个启发，就想能不能让游客在洞窟外面看？后来才明白以当时的技术这一点还是做不到，只是无知者无畏，所以试验了好几年。”2014年2月24日，樊锦诗在敦煌研究院接受省内媒体采访时如是而言。
世上很多事，总是少数人在冲刺、挑战，做到卓越，这是理想与意志的成全。诸如樊锦诗和“数字敦煌”。
“数字敦煌”的核心内容是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洞窟有关的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将分散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文献、研究成果等相关资料，通过数字化处理，汇集成电子档案，既能作为资料永久保存，又可以在洞窟外为游客演示。事实已证明，这一概念的提出无疑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当初“数字敦煌”构想提出时，在研究院内部就争论不断，质疑不断。后来樊锦诗每每回忆起那个时期，她觉得“那时自己很孤立。”
实现“数字敦煌”之前，坚持走国际合作之路的樊锦诗也曾体味了这样的“孤立”。从上世纪8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文物界首开国际合作先河，先后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一些文物保护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为此，有人说她崇洋媚外，也有人告她的状，说和日本人合作中让日本人把我们的东西拿走了……是时间让一切水落石出，也是时间证明了：这种国际合作之路使敦煌研究院与世界平等对话成为现实。
这一次，和樊锦诗一道去日本的是保护所所长苏伯民，此行的目的是与合作了多年的东京艺大就人才培养做进一步洽谈。在敦煌研究院里工作了20多年，苏伯民等一批研究人员如今已经成长为各个领域的业务骨干，他们的成长与樊锦诗坚持走的国际合作之路分不开。多年的国际合作交流，苏伯民明显感觉到如今的自己与国外文物研究机构在思想、技术、研究方面的差别在缩小，“这说明我们在进步，大家已经能够在一个思路、语境下工作。不像过去，人家说什么，我们就只能做什么。”
如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多年的国际合作保护，使敦煌研究院吸取了国际上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引进了国外先进的仪器设备，建起了一流的保护实验室，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青年业务骨干，学到了国外先进的保护科学技术和工艺。国际合作保护使敦煌研究院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的成功典型。
回溯历史，如樊锦诗一般对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做出贡献的坚守者名单很长，她之前有常书鸿、段文杰……当然，还有如他们一样献身敦煌的后来者们，他们用毕生的精力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敦煌石窟保存得长久一些。
“不能因为你捐了钱，我就没了原则”
懂樊锦诗的人都清楚，在这个人的内心，只有一个永恒的主题—守护敦煌，保护文物。把“她”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是她这一辈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1981年进入敦煌研究院的吴健现在负责“数字敦煌”工作，从一开始采集数据开始，樊锦诗院长几乎天天对他说的一句话是“一定要保护知识产权”。吴健心里清楚，这是因为她担心“资料外泄”。
樊锦诗曾不止一次地对吴健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如何造原子弹。她告诉吴健，那些制造原子弹零件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言外之意很明确，是希望在“数字敦煌”项目上吴健也能“如法炮制”。其实，樊锦诗自己压根就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制造的。她这样“拉大旗扯虎皮”无非就是出于保护的目的。
所以，站在另一角度，吴健觉得这正是他们“精明”的樊院长的超前理念的体现，眼下，院里已经制定了通过法律化的方式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计划。
樊锦诗常说，敦煌是个宝贝，“数字敦煌”同样是个宝贝，但它们都是国家的，谁都不可以占有。樊锦诗的一个儿子是搞计算机的，她说：“如果我把这些资料给搞计算机的儿子，岂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不可以这么做。”
国家利益至上，这是浓缩在樊锦诗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鲜明特色。
在多年的对外合作中，维护国家利益不受损，保护敦煌研究院的声誉不受损，是樊锦诗永不突破的底线。她总是重复这样一句话，“不能因为你捐了钱，我就没了原则。”早在上世纪90年代，樊锦诗就和美国专家内莫·阿根钮在国际合作中开始打交道，几十年的合作也让两人私下里成了好朋友。说到多年的合作，阿根钮还曾对樊锦诗予以颇高的评价：“任何一种合作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樊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在她的领导下，敦煌研究院也已形成了成熟的管理架构和人才架构。”
即使如此，樊锦诗在和这位老朋友的合作中，依然是有规矩有协议。“不该给他的东西，决不给；不该让步的地方，决不让步。”像在数字化的合作上，版权问题是她最重视的，“它一定是属于我们所有，你可以上网看，但是下载不行，如果想下载，请先和我们联系。”樊锦诗在版权上严格把关，和日本、美国的合作上，双方会签署很详细的协议，比如仅就成果可用于科研、教育，但是如果要用于商业用途是绝对不行，这一规则，就附有多项细则，目的就是充分保障版权不遭受侵权。
“把数字化敦煌锁在保险柜里。”对于樊锦诗的这些做法，偶尔也有不理解的杂音，但更多的还是理解的声音，“她这个人心正，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敦煌和敦煌研究院”。
苏伯民记得自己曾和院里机关的几位处长聊过天，那些处长都很羡慕院里的年轻人，因为那些年轻人出国的机会比他们这些有级别的行政人员多多了。有出国的机会，就给年轻人，这是樊锦诗的做法，她不会因为谁的级别高论资排辈，也不会私下里照顾谁。这似乎已经成为敦煌研究院的一种传统和风气了。苏伯民所在的保护所也是如此做的，他觉得之所以能贯穿这么一种自觉无疑是受到了樊锦诗的影响。
樊锦诗的影响还不止于此。有一个数据，说来似乎难以置信：地处隔壁荒漠的敦煌研究院拥有的博士生在全国文物保护界位列第一。在日本自费苦读7年拿到博士学位的赵声良回来了，在北大专攻东方学的博士后杨富学带着几吨重的书回来了，有机会留在日本的丁淑君回来了……樊锦诗不知道这些优秀人才回来是受她影响，容易受感动的她倒是一次次被这些年轻人感动：“一个洋博士，如果去别的地方待遇会更好，你看人家还是回来了。”她始终不会想到自己为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为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为分居两地的职工团聚与人磨嘴皮子，与人争论的无私付出，才是留住人心的关键。
“把保护石窟当成一份终生的事业”
敦煌的风沙、艰苦和寂寞让一些人离开了，但樊锦诗却无怨无悔地留了下来。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爱上了莫高窟，把研究、保护石窟当成了一份终生的事业。”正如有人说樊锦诗的一生像一张拉满的弓，全身心投入到敦煌文物的保护和工作中。
80后程亮从2005年开始当上了樊锦诗院长的秘书。做秘书8年来，程亮已习惯了早上6时许上班，中午不休息，晚上一两点下班的高强度工作，更适应了樊院长雷厉风行、一丝不苟、亲力亲为的工作方式……但是想当初刚成为樊锦诗的秘书，这样连续工作10天后，年轻力壮的程亮也扛不住了，直接就累倒了。2006年，程亮第一次跟随樊锦诗出差去庐山，到庐山已天黑，连饭都没顾上吃，他们就开始工作，等到开完会离开庐山时，又是个天黑黑，置身庐山几天却没有见到庐山，程亮是真正体味到了何谓“不识庐山真面目”。
几年前，樊锦诗给院里的中层管理人员推荐一本书，叫《细节决定成败》，凡是在她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樊锦诗在工作上很注重细节。年前，院里负责打扫的一位保洁员向程亮表态“自己压力太大了”，原因是樊院长经常会指出他们在保洁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就是要求如何搞好清洁，甚至具体到怎么把马桶刷干净。曾经在一个月里换了两个保洁员，现在的这位是第四个。程亮记得有一次，樊锦诗居然亲自去刷洗院里的马桶，并叫来负责清洁工作的负责人在一旁观摩，还边刷边训导，“如果这样刷，怎么会刷不净呢？”
陈菊霞是樊锦诗之前的秘书，现在她是历史文献学（敦煌学）专业博士，担任考古所副所长。做秘书时，樊锦诗给予她的照顾只在生活上，在她干上专业后，这种关照就转向了工作，在陈菊霞刚上博士一年级时，就被送去日本深造，陈菊霞明白这是樊院长对他们年轻人寄予的一种期望。在专业上做出一些成绩，这其实也是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的樊锦诗一直以来的追求。《敦煌石窟考古全集》第一卷现在已经出来，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之后还要编撰100卷左右。六七年前，当第一卷考古报告初稿完成，樊锦诗拿到北京交给已80多岁高龄的宿白先生过目，先生觉得不行，她干脆推倒重做，如此反复修改多次，直到现在才正式出版。就像很多人是为艺术献身敦煌，一直以来樊锦诗也在为自己的考古专业、学者理想坚持。
有人说敬业比专业更重要，长跑比起跑更重要。所指的大概就是如樊锦诗这样的吧。
樊院长的“不近人情”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使性格柔弱的樊锦诗变得说话直来直去、做事倔强执著。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是出了名的。
早几年，有时候想想，程亮觉得，工作强度大都是能接受的，毕竟自己年轻，不过有些事，就不容易想通了。程亮记得，刚当秘书时，一次院里派他陪樊锦诗一起出差，飞机票都买好了，谁知樊锦诗坚持一个人去，说如果程亮也去，那就让程亮去，她不去了。“起初的确不理解她，后来才懂她的用心。长期以来每次出差她都尽可能一人，就是为了省钱。”
院里老一些的同事都知道，樊锦诗多年来只要去北京出差，总是住在景山公园后的一个地下室招待所，后来那里的服务员都认识了她，称她是“住在地下室里级别最高的名人”。
跟樊锦诗一起出过差的都习惯了每次吃饭她都要抢着付钱的举动，如果不让她付，她会像个孩子一样生气离席而去。让她付钱，然后把她分的发票一一刮奖，刮完奖后再当众将发票撕掉，这样她就高兴了。信息中心的副主任孙志军现在再和樊锦诗出差，就不愿意和她一起吃饭了，因为樊锦诗点菜的标准是“光盘”，绝不允许剩菜，共餐两三次，孙志军说自己没有一次吃饱过。
说起老伴樊锦诗的“省”，彭金章想起儿子打过一个电话，说一次他去机场送妈妈，看着她瘦小的身躯拖着个行李，一个人孤单单地远去的背影，心里难过得不行。
不过，和樊锦诗生活了55年后，对于老伴彭金章再了解不过，她是个在物质生活上可以说没有要求的人，吃得极其简单，不过问家里要钱，除非要去帮助人才伸手向他要。彭金章清楚，老伴的稿费多用于帮助别人了。
马年春节，樊锦诗家用了30多年的那台日立牌子的老电视终于被换掉了。彭金章说，这是在外地生活的小儿子坚持的结果。“家里不是缺钱，但是我们俩都觉得没必要。电视好好的，还能用呢。”现在樊锦诗家里的沙发是上世纪80年代的，双人床还是她单身时的床加个凳子拼的。
该省的绝不多花一分钱，而该花钱的地方又都是大手笔。这是樊锦诗认准的理财之道。在她眼中，“像敦煌石窟这样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再高端的科技用于保护它都不为过”。显然，前端高科技运用的背后是大笔投入的资金。拿苏伯民的话说，多年来在文保界，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发展得非常快，尤其在近10年，而作为一个遗址单位，保护它首先是花钱，是投入，而按照文物修旧如旧的理念，即使花了很多钱，也是看不出花哪里了。他举例，仅莫高窟85窟投入的研究保护时间就达七八年，这背后的资金投入也是可以想象到的。
2014年2月份，敦煌研究院办公楼一楼的公示栏里又贴出了两份公示，又有两位年青人将被派往法国研修深造，公示内容中让外人羡慕的无疑就是“费用由院里负担”这一句了。多年来，樊锦诗继承了前辈的优良传统，在人才培养上不惜重金，舍得花钱，大批的专业人员获得多种深造研修机会。俗话说，有付出就有回报，目前敦煌研究院已逐步形成了一支涉及学科门类众多的年轻化专业人员队伍，这支专业人才队伍是未来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发展的重要力量。
“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
“为什么来敦煌？”直到现在，这仍是樊锦诗被人无数次追问的问题。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怀揣着保护祖国文化遗产梦想,千里迢迢来到了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宕泉河水，上世纪60年代的敦煌，条件还十分艰苦，办公室没有电灯，宿舍里也没有电灯，一到晚上，宿舍里点着煤油灯，莫高窟更是一片漆黑……但这一切没有吓走樊锦诗—这位唯一正儿八经分配来的女大学生。
“我来的时候，研究所的队伍已经扩大至40余人。常书鸿和段文杰这些老一辈敦煌人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坚持下来，他们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樊锦诗总是觉得，是那个单纯的时代环境造就了他们这一群人，“不单单是我，我们那代人都这样。事实上当初我只承诺老彭在这里待3年，3年后就去武汉跟他结婚，后来遇上文革，根本无从谈论工作调动，也没有做什么工作，等文革结束，段文杰先生总是劝我不要离开，而我对这里也产生了感情，就不愿意再离开。”
于是，她深刻记得的只是来这里的第一天，是失落的，是艰苦的，是需要憋着不上厕所眼巴巴盯着天花板熬过一夜的。随后51年里的每一天，都是漫长岁月中极为普通的一天，就像只要风吹，鸣沙山上的沙就会飞扬一样。
“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这是挂在樊锦诗嘴边的一句话。
作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樊锦诗深感肩上的重担，丝毫不敢懈怠。她带头参与科研，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为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敦煌的51年，保护是她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攻克难题。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先后公布实施。
在同行眼里,樊锦诗不单单是一位出色的文物保护专家和遗产管理专家，还是一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敦煌学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新成果,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已经改变。
见到樊锦诗是2014年2月的一天，几个小时里，多是她在说，说的都是敦煌，这个时候的她极为善谈，完全不是媒体盛传的“不愿接受采访不愿多说”的那个樊锦诗。这个时候的她也极为真实，说到乐趣之处，自己也会笑出声来，说到精妙之时，眼睛里会散发孩子般的神韵，明亮而纯净。她甚至还会主动说到那些针对自己的不同的声音和意见。该听的听，不该听的不听。这是她的处理方式。
与她话别时，已到了快吃晚饭的时候，她端着水杯朝家走去，“一个可爱的老太太”，望着她瘦小的背影，同行的一位熟稔樊锦诗的记者轻声说了一句。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不用问，这句话说的就是70年来那些打不走的莫高窟人。这些默默耕耘奉献的人们，敦煌对于他们已经是“从来不用想起，永远不会忘记”的生命底色。
